我这个人一辈子离不开“学习”二字，这不是谦虚，是硬任务。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工作，两年后调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学习组工作，都是名正言顺的学习，可就是没学过社会学。那时候，中国大地上没有一个社会学系、所、刊，我也不知道有社会学这门学科。直到1978年6月，一位1927年入党的、阎锡山想杀没杀成的哲学家杜任之先生率先提出恢复社会学。半年多以后,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理胡乔木、副经理于光远邀请部分省市的老社会学家参加社会学座谈会，随后就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还办了讲习班。

讲习班是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举办的。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筹备工作的外地人也都住在全总。上海参加筹备的王树人打电话叫我去他那里。他一个月之前在上海是我们大批判组的组长。哪知我刚到全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叫他去开会。他颇有歉意地说：“这旁边有个社会学讲习班，刚开始上课，你去听听，我回来找你。”我就贸然去听了。我不知道讲课人姓名，只觉得新鲜。这算是我与社会学的“萍水相逢”，但毫无介入社会学的念头。

1979年8月参与筹备组建上海市社会学学会的曹漫之是我老师和邻居，还有《民主与法制》创办人郑心永与我有忘年交。他俩邀我参加学会。我对曹老师说：“我资历浅，在社会学上没成果。”曹老鼓励我说：“你60年发表在我那里的（指《学术月刊》）1960年第6期）《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社会学……”我听老师的话，填了表格，参加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是在上海之后好几年才把“研究会”更名为“学会”的），听于光远作报告。这算是跨进了社会学的门槛。

1980年我出于对“血统论”的否定，写了篇《家庭的淡化问题》，在《文汇报》上发表后，为《新华文摘》转载。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哪知引起创办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的复旦分校董事长王中的注意。王中通过我的朋友姚汉荣，约我见面。我对王中早有印象，1957年秋，当时只有四个版的《解放日报》用半个版把王中作为党内右派的典型来批判。还有，我对他几天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杂文，文笔之犀利，矛头之准确，深为钦佩，所以他召之，我即去，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通。想不到几天后，他到大百科来调我，去分校教家庭社会学。他与我所在的大百科领导陈虞孙都是好朋友，二人同是杂文大家，他相信陈虞老会同意。

想不到陈虞老说：“你看我这讨饭篮子里就这么几个窝窝头，你怎么忍心给我拿走一个？”王老想想也是。他退一步说：“你总得买我个老面子，叫邓伟志到我们学校兼课。”陈虞老同意了。于是我这个“窝窝头”从1981年2月起，连续教了几年家庭社会学，写讲义，编教材，一切从零开始。几十年来，写了千余万字。

时代在前进，社会学在发展，如今社会学有170多个分支。社会学分支还在与日俱增。我已到暮年，伏在马槽旁，继续学习，志在用社会学理论为治理一个和谐、有序、美好的社会而献身。在社会学研究中，努力推行八路军所追求的“让自由之神纵情歌唱……”，牢记毛泽东的名言：“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

本文来源于《新民晚报》2018-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