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马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社会与人类学教授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在人类学史的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1985-1990年担任马文·哈里斯的调查助理。1993年获得弗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学位。

从2020年的研究生金课《人类学史》开始，到2021-22年冬季学期，在校国际部核学院的支持下，又再次开设全英文研究生课程《人类学：历史、理论与方法》，邀请2020年“金课”邀请过的老朋友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全程教学，线上线下结合，较之“金课”更大的挑战是合作完成人类学史的系统性教学。很幸运，这门更具实验性的研究生英文课程圆满完成。参与课程的人类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展示了他们的勇气、胆识和英语口语的才华。部分同学的成长迅速，表现在口语表达和与普莱斯的学术讨论等环节。作为任教者，能够感知到他们的成长甚为欣悦。普莱斯也感叹道，同学的英文发言质量整体上比他教授的美国员工还要高。这虽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无疑是对课程参与的肯定。另外也有平均一百到二百多名网上学友聆听该课，期间中央民族大学黄瑜教授与伟德国际集团同事汪庆华教授参与了课程互动，贡献了他们的知识和智慧。该课程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历史的详细概述，并重新检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分野。

借《人类学：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生课程的平台，普莱斯以冷战人类学为核心，综合考察两百多年的西方人类学发展史，将他的三部巨著融合、综合到人类学史十讲中，从理论源流、国别人类学的显现等西方人类学的兴起到以后现代主义为标志的西方人类学的衰落，系统展现了西方人类学史的全貌。其中，政治经济维度构成他写史、讲史和论史的鲜明特色。这一学科史分析特色是循序渐进展开的，从二战应用人类学的广泛参与到麦卡锡主义对进步人士的打压再到冷战期间人类学家的深入参与却深陷田野伦理泥淖之中争议再起，可以说依循普莱斯的战争与情报三部曲其叙事张力由弱到强，一直到“大棒加红萝卜”的美国霸权反讽，将该课程推向高潮，引发读者深深的共鸣。其次，政治经济的批判维度也让普莱斯对古典人类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论述颇有新意，例如另外一条主线的显现：摩尔根的进化论是怎样产生的，在博厄斯的文化特殊主义占据美国人类学学科体制主流的过程中受到压抑和排挤，又在二战结束后在斯图尔德和怀特的推崇下以新进化论的边缘性理论思潮悄然兴起、后终于在沃尔夫、西敏茨等弟子的努力下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普莱斯反复邀请读者前后对照思考问题、使学科史形成互文关系。

普莱斯深受他的老师马文·哈里斯的影响，不仅仅是哈里斯秉持的两种史观之一的当代主义的影响，而且哈里斯的学科史著作也启发了他。马文·哈里斯撰写的第一本书《人类学理论的兴起》（被他的员工戏称为“RAT”）是“当代主义”的学科史路径，生前最后一本书《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时代》则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批评，将其看作是人类学的衰落。普莱斯继承了马文·哈里斯的史观以及追溯学科史的古典主义源流的写作思路，他在马文·哈里斯的基础上形成洋洋洒洒的人类学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自然科学之根的开篇演说，包含了丰富的史前史内容。他还亲切地回忆起在佛罗里达读博期间，马文·哈里斯给研究生上课时的轻松惬意的家庭氛围。就西学而言，相较于美国人类学突出的反叛与创新传统，师承关系亦非常重要。其尤为精彩的是最后一讲，对后现代主义兴起的背景、语境做了详实介绍，作为人类学衰落的标记，后现代主义内部复杂的演变，后现代主义之后何去何从，普莱斯给出了政治经济批判视野的审慎回应。他坦言：任何当代学者都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课程内容之外，应同学写作需求，普莱斯还专门抽出时间做了一个简短的写作经验分享。其精髓大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起身”的妙处，其次还需要“厚脸皮”精神，编辑拒稿一千次，我继续投稿不回头——直至开辟自己的一方新天地。

此次课程意外地收获了中国经验与西学的碰撞与交流，普莱斯不了解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但是他鼓励同学们带着课程收获的人类学史理论视角重新来看自己熟悉的历史与经验，“转熟为生”，进入中国人类学历史与发展的研究领域。这些碰撞与交流包括潘光旦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谴责和学科抱负，史国衡的《昆厂工人》包含的深切的劳工阶级同情，他的调查报告警醒后人对锡矿和锡产品的注意，满铁惯性调查的双重用途的检视与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大学探索的民族学理论范式逐渐成熟，又在“民族识别”中发挥了有效的边疆治理作用等等中国学科史经验的叙述与反思，形成了双向的时代对话关系。难能可贵的是，师生虽然物理时空相距甚远，但是却因为互联网而共享同一个时空。互联网条件的支持让理论时差有所缓解，尤其是师生共同探讨“时事”，交换基于不同国情的个人意见，让思想的对话与信息交互作用能够形成一种共时关系从而创造一种实质意义的集合（assemblage）效应。没有课程创造的实验性联结，追求集合的学科目标无异于空中楼阁。（马丹丹）